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墨色浓淡处体味那一代文化人的君子之交
发布时间: 2019-06-12

  作为上海海派艺术馆开馆展,眼下正在热展的“海上丰采——丰子恺艺术特展”吸引了众人的目光。该展不仅是近几十年来丰子恺作品在上海的首次大规模集中展示,更开先河地呈现了他的“朋友圈”。弘一法师、鲁迅、马一浮、夏丏尊、叶圣陶、朱自清、郑振铎、俞平伯……透过一张张泛黄的手稿和书籍封面,在墨色浓淡处,依然可以端详并体味那一代文化人之间的君子之交。

  丰子恺不是一个善于交际的人。就像他的好朋友、作家郑振铎所说的那样:“态度很谦恭,却不会说什么客套话,常常讷讷的,言若不能出诸口。我问他一句,他才质朴的答一句。”丰子恺的另一位好朋友——作家、语言学家方光焘也有类似的描述:“悲哀愤怒时,你不过皱一皱眉头;快乐欢愉时,也不过开一开唇齿。你终于是‘说不出’‘不说出’的罢!”即便这样不善交际,丰子恺却拥有一个庞大的“朋友圈”,涵盖了文坛艺苑诸多闪闪发光的名字。

  丰子恺1898年出生于浙江桐乡,父亲是清末举人。他自幼便喜欢画画,边读《千家诗》边临摹《芥子园画谱》,10岁时就有私塾先生请他画孔子像,挂在塾中供人礼拜,成了镇上有名的小画家。

  丰子恺公开发表的第一幅漫画作品《人散后,一钩新月天如水》,发表在朱自清、俞平伯合编的《我们的七月》上

  1914年,16岁的丰子恺考入浙江省第一师范学校。在这里,丰子恺遇到了指引他真正走上艺术道路的恩师——李叔同。当时,李叔同就在这所学校里教音乐和美术。

  在这五年里,丰子恺在李叔同的教育和指点下,一心一意地画素描、弹钢琴,因此还养成了吃饭很快的习惯。到晚年也仍然是这样:喝酒喝很长的时间,酒后一开始吃饭,三口两口就马上吃好了。他总是说,这是李先生教课时养成的习惯。

  跨越半个世纪的旷世巨作《护生画集》,是两人师生情的最好见证。1927年,师徒开始商量编撰《护生画集》,由师傅题字,徒弟作画。马一浮在第一集的序中解释了画册的名字,“故知生,则知画矣,知画则知心矣;知护心则知护生矣。吾愿读是画者,善护其心。”知道保护生灵,更是为了守护自己的心灵,作者希望将这份心境传播开去,在乱世中祈求天下和平。

  弘一法师(李叔同出家后的法号)50岁时,丰子恺画第一集50幅为他祝寿。60岁时作60幅作为第二集。弘一法师嘱,以此类推,一百岁时作百幅,《护生画集》功德圆满。丰子恺向老师发愿:“世寿所许,定当遵嘱。”1942年,弘一法师在泉州圆寂,丰子恺仍坚守承诺。

  前四集的出版还算顺利,第五集原来应该在1969年出版,但丰子恺像有先见之明,提早在1965年上半年就完成了。第六集按计划是1979年出版,想必是冥冥之中觉察“余年无多”,丰子恺毅然决然地在1973年筹划第六集。当时形势特殊,丰家一楼被无理占据,丰子恺只能蜗居在二楼那半个阳台上,每天4点起床画画,在这里悄悄完成了《护生画集》(第六卷),兑现了对师父的诺言。

  仅仅两年后,丰子恺患肺癌去世。这是他一生中篇幅最多、耗时最久的一部巨著!该画集出齐共450幅作品,从开始作画到完成,丰子恺花费了近半个世纪的时间,这样的精神着实令人感佩。

  在丰子恺的人生道路,还有一位重要的恩师不得不提——夏丏尊。丰子恺说他若不遇到李叔同,就不会学画;若不遇到夏丏尊,就不会学文。在夏丏尊几乎手把手的指导与帮助下,丰子恺充分发挥了他的写作才能。他的散文集《缘缘堂随笔》就是受到夏丏尊大胆革新的影响而诞生的。“以往我每逢写一篇文章,写完之后总要想:‘不知这篇东西夏先生看了怎么说。’”他在文章中写道。

  1931年丰子恺与叶圣陶合作编写了一套小学生《开明国语课本》,图为丰子恺画的封面

  夏丏尊和李叔同一样,也是丰子恺在浙江省第一师范学校读书时的老师。在丰子恺看来,学生对他们的敬爱完全相同,李先生认真严格,是“爸爸的教育”;夏先生则博学仁慈,是“妈妈的教育”。

  1922年秋,丰子恺应夏丏尊之邀,来到浙江上虞白马湖畔的春晖中学执教。由夏丏尊和经亨颐创办的春晖中学是“五四”时期非常著名的一所学校,有一大批文化艺术界的名流聚集在此任教,如匡互生、丰子恺、朱自清、朱光潜、刘熏宇等,短期来此讲学的也有弘一法师、俞平伯、叶圣陶、刘大白等名家。

  彼时,丰子恺的“小杨柳屋”隔壁就是夏丏尊的“平屋”,闲余时他俩经常和朱自清、朱光潜、匡互生、刘薰宇等一起饮酒、畅聊。无形之中,代表一种风格象征的“白马湖作家群”产生了,而丰子恺的漫画生涯也由此开启。当年,大家在一起聚会,茶余酒后,丰子恺高兴起来便拈上纸,作几笔漫画,片刻后完成,同事间传看,各人心中欢喜,也不多加评语,要是谁觉得有味道就赠送给谁。

  丰子恺公开发表的第一幅漫画作品《人散后,一钩新月天如水》,是发表在朱自清、俞平伯合编的《我们的七月》上。这幅作品虽只有寥寥数笔,但清新脱俗,别具一格。画面描绘的是一个小茶楼的一角,竹帘高高卷起,一张方桌上随意地放着一把茶壶和几只茶杯。夜深了,客人们已经散去,只有高悬天空的弯月久久不愿离去,好像在品味刚才茶客们的倾心交谈,深厚的友情在画外延续。在沪上编《文学周报》的郑振铎因此画发掘出丰子恺,一再向他约稿插图,1925年还为他出版了第一本画集《子恺漫画》,自此,其声名便不胫而走。有人将丰子恺称作“中国漫画之父”,他自己并不赞同,但的确是从《子恺漫画》出现后,“漫画”一词才开始风行。

  在该画集的序言中,朱自清写道:“我们都爱你的漫画有诗意;一幅幅的漫画,就如一首首小诗——带核儿的小诗。你将诗的世界东一鳞西一爪地揭露出来,我们这就像吃橄榄似的,老咂着那味儿。”

  俞平伯则为《子恺漫画》作跋,他说:“一片片的落英都含蓄着人间的情味,那便是我看了《子恺漫画》所感。”俞平伯还送了丰子恺一个“丰柳燕”的雅号。他觉得在丰子恺的漫画里,柳树和燕子出现的频率很高,而且特别生机盎然。1925年,俞平伯出版诗集《忆》,丰子恺为其作彩色插图十八幅,朱自清作了跋。该诗集一经面世,马上得到了内容美和装帧美“双美”之誉。

  丰子恺也为叶圣陶设计过图书封面或作过插图。1931年他俩合作编写了一套小学生《开明国语课本》,叶圣陶的文字加上丰子恺的书画,图文并茂、珠联璧合,面世以来八十余年,先后印刷发行了四十多个版次。

  如果说《人散后,一钩新月天如水》是丰子恺漫画人生的成名作,那丰子恺的文学道路,是从翻译起步的。1921年冬,24岁的丰子恺在日本留学10个月后坐船回国。在漫长的海上旅途中,丰子恺开始翻译英日对照的屠格涅夫小说《初恋》。这是他着手翻译的第一部译作,但其最早出版的译著却是《苦闷的象征》。这是厨川白村的文艺论文集。当时,鲁迅也在翻译《苦闷的象征》。两种译本同时译出并分别在上海、北京的报刊上连载,又分别在上海商务印书馆和北京北新书局出版。鲁迅在1925年1月9日写给王铸的信中提到此书:“我翻译的时候,听说丰子恺先生也有译本,现则闻已付印,为‘文学研究会丛书’之一。”

  朱自清这样评价丰子恺的漫画:“一幅幅的漫画,就如一首首的小诗。”图为丰子恺《儿童散学》

  1927年11月27日,丰子恺为译书“撞车”专程登门拜见鲁迅。丰子恺见到鲁迅后很抱歉地说:“早知道你在译,我就不会译了。”鲁迅也很客气地说:“早知道你在译,我也不会译了。其实,这有什么关系,在日本,一本书有五、六种译本也不算多呢。”鲁迅的态度消除了丰子恺的顾虑,此时他俩之间的距离似乎也贴近了。

  对于这两个译本,丰子恺曾说过:“他(鲁迅)的理解和译笔远胜于我。”而鲁迅认为他译的不如丰子恺译的易读,还在信中自嘲地说:“时下有用白话文重写文言文亦谓翻译,我的一些句子大概类似这种译法。

  丰子恺有个十分形象的人生三层楼理论:一层是物质生活,二层是精神生活,三层是灵魂生活。他对物质看得很淡,但对友人出手极为大方。1943年初,逃难流离于四川的丰子恺,从泸州、自宫、五通桥一路来到乐山,去约请同样避难来到乐山的一代儒宗马一浮为弘一大师作传,并在这里举办了个人画展。

  画展毕,丰子恺有了收入,便惦记起马一浮的生活。他看到马一浮的生活比较清苦,在离开乐山前交给前来送行的王星贤一千元钱,说是对马一浮的“香烟供养”。当时,马一浮目睹大量书籍遭受战火毁灭,十分痛心。为保存、传播古籍,给后人多留下一些文化种子,所以他所主讲的复性书院一直坚持传刻古书,自己还鬻字刻书。当王星贤告诉马一浮,丰先生留下一千元“香烟供养”钱时,马一浮便立刻决定用以刻书,同时给丰子恺写信,诙谐地说:“香烟供养如何敢当……拟请移作刻书特捐。此则以道理供养天下人,胜以烟云供养老夫,其功德何止千百倍耶!”

  丰子恺因马一浮年长自己16岁,又是自己老师李叔同所敬佩的朋友,因而视马为老师;马因敬重丰的学识、为人和艺术成就,一直把丰作为朋友,但在学术问题上,又像对待学生那样尽其所知以教育、引导。这就形成了两人亦兄亦弟、半师半友的关系。

  还有一件与钱有关的事,发生在上世纪六十年代。这时的马一浮,虽然得到、周恩来和陈毅等领导人的关心与照顾,专门拨款让他安心著书立说颐养天年,但马一浮的白内障日趋严重,有时必须写的信也是“瞑目”而作。新加坡广洽法师等友人得知,特地觅得白内障药物寄到国内,再由丰子恺转交给马一浮。这个药需要交税,丰子恺每次都自掏腰包,前后共花费四十余元。那个年代的“四十余元”,是一笔不菲的开销!得知后,马一浮给丰子恺写信,坚决不肯再用此药。

  在丰子恺的友人中,有些既非文学圈也非美术圈。京剧大师梅兰芳便是其中一位。

  丰子恺写过多篇有关梅兰芳的随笔。丰子恺曾说,他平生自动访问素不相识的名人,以访梅兰芳为第一次,可见梅兰芳对丰子恺来说有特别意义。早在上世纪二十年代的上海,半为友人所拉,半为好奇,丰子恺便去看了“伶界大王”的戏。座位在最后一排边上,既看不清姿态又听不清唱腔,当时的印象不甚好。但丰子恺不甘心,他开始选买梅兰芳的青衣唱片回来听。后来听惯了梅的唱片,竟然上了瘾,他的留声机几乎成了专放梅兰芳唱片的专用机。丰子恺就这样品梅渐入佳境,成了梅兰芳的知音。

  抗战期间,丰子恺全家避寇居重庆沙坪小屋。一天,收到友人寄来剪报:梅兰芳蓄须明志!丰子恺极为欣赏,觉得这个留须的梅兰芳,有高尚气节,比舞台上的西施、杨贵妃更美丽,因而也更可敬仰。他怀着崇敬的心情将照片贴在墙上。抗战胜利后,丰子恺于1947年、1948年两次到上海马斯南路(今思南路)梅宅去拜访梅兰芳。二人一见如故,交谈十分愉快投机。

  1961年8月8日,丰子恺得知梅兰芳逝世的消息,强忍悲痛,写了一副对联:

  数学家苏步青也是丰子恺珍视的一位友人。两人是同乡,有较长时间的交往,苏步青还是丰子恺次女丰林先(后改名为丰宛音)和宋慕法的证婚人。丰子恺亲手为女儿女婿写了一张结婚证书,其中有:“证婚人:苏步青”。

  抗战胜利后,苏步青知道丰子恺卜居杭州里西湖,便写了一首诗向丰子恺“乞画”。这首诗刚写好,还未寄出,苏步青就收到了一幅丰子恺主动寄赠的画。苏步青曾经说:“这幅画,是丰先生还不知道我要乞画,主动赠予的,所以我对此感受很深的。”丰子恺的赠画,是一幅以遵义生活为背景的《桐油灯下读书图》。得此画后,苏步青回想起了遵义的生活,就又写了一首答谢诗,连同乞画诗一并寄给了丰子恺。

  丰子恺收到这两首诗后,又据“乞画诗”中“淡抹浓妆水与山,西湖画舫几时闲”之句作画,送给苏步青一幅《西湖游舸图》。这次,苏步青又回作了一首题画诗。

  抗战胜利后,丰子恺卜居杭州里西湖。在他家的墙上有一幅由他本人手书的数学家苏步青的赠诗。

  丰子恺与苏步青的关系一直很好。1956年冬,苏步青荣获中国科学院颁发的科学奖。丰子恺赠了一幅《种瓜得瓜,种豆得豆》图,以示祝贺。